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讀者投稿

貝特森與雙重綁定


作者: 奇樹@4砵典乍街




學習系統家庭治療的過程中,必然會聽說過人類學家貝特森(Gregory Bateson)。他的研究興趣十分多元,父親是遺傳基因學的重要人物,可能因此培養了其科學精神。筆者最近出席了一個關於貝特森思想的講座,很受裨益,希望在此跟大家分享。


認識貝特森,首先要理解他大力提倡的控制理論(Cybernetic)。他所理解的系統運作方式,有別於一貫的線性思維,而是不斷自我調節的循環。由於這套理論的影響力廣泛,我們現代人其實不難捉摸箇中精要:「輸入」(input) 的信息引致「輸出」(output) ,但「輸出」的信息會經過「反饋圈」 (feedback loop) ,繼而影響新的輸入值。反饋可以概分為「正向」(positive feedback) 和「負向」(negative feedback),正向反饋鼓勵改變,納入原有的模式成為新常態;負向反饋則排除偏離常規的行為,維持系統的穩定。


就以一個離婚家庭為例:當父母決定要終止婚約,小兒子產生了焦慮的表現,這為家庭系統輸入了新的訊息。為了處理孩子的問題,疏離的父母再次合作起來,大人間重新建立的互動令小兒子的焦慮減少。這就是典型的「負向反饋」,父母的行為輸出緩衝了輸入值(孩子的焦慮),原本的家庭結構得以維繫。換個情況,父母能清晰界定每邊的家規,協助小兒子適應新的秩序,焦慮也會隨時間減少。「正向反饋」會幫助家庭系統重新調整以適應新的環境。透過控制理論理解家庭治療的過程,就是要打破負向反饋的常態,鼓勵帶來改變的正向反饋。


在此,我們還要明白貝特森的另一個概念:「元語言」(meta-language)。人類語言的特色是,它包含了一詞多義、象徵、借代、幽默等多樣性。日常社交裡,溝通的方式有很多維度,在言語字眼以外,還會透過各種節奏語氣、肢體動作、規範模式、權力關係,來表達所謂的「弦外之音」。貝特森於50-60 年代針對研究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溝通模式,發現了他們普遍都有「元語言」上的障礙,無法辨別對方說話的動機和意義,開玩笑視為指責,客套話誤會成命令。現代越來越多實證顯示,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確展現出「社會認知」(social cognition) 和「元認知」(metacognition) 的缺失,指向的其實是同一個現象。


掌握到這點,會幫助我們了解貝特森所指的「雙重綁定」(double bind)。顧名思義,當局者同時接收到自相矛盾的指令,故此面臨一種進退失據、「做又死唔做又死」的兩難。造成這種兩難的,正是語言與元語言間的不協調。承接上文的離婚家庭例子,母親一方面告訴小兒子「你應該跟父親保持來往」,另一方面卻經常向小兒子流露對前夫管教方針的不滿,這就形成了雙重綁定的局面。大人自身未處理的情緒矛盾,演變成管教指令上的矛盾,這會對有依附需要的孩子構成偌大的心理壓力。貝特森因而推論,雙重綁定是導致精神分裂症的重要因素。


以當今神經醫學的理解,精神分裂症並沒有一個普遍共通的成因,但貝特森的思想依然有其借鑒之處。家庭成員出了狀況,系統自然會透過反饋圈去回應。元語言也是反饋圈的一環,它往往是大人表裏不一、孩子無所適從的障礙所在。家庭治療相信「窮則變,變則通」,要促進系統的正向改變,溝通方法必須要一致,家庭規則才得以重新審視和制定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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